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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人四十

时间:2018-02-14 作者:未详 点击:
  不惑但从今日始,韬光氍毹正当年。忍忍忍,难难难。身处池畔,自浊自清自安然。若不登高看,怎知海天蓝。人到用时仁义少,事无经过不知烦。静坐思过观花谢,三省吾身饮清泉。留得五湖明月在,不愁偷笑钓鱼船。(三十九岁生日所作,虚岁四十,年届不惑,几句残言,聊以自勉。)
  
  1。
  
  我是天津人。天津是相声窝子,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,后来来到北京发展。
  
  我父亲是警察,我母亲是老师。我小时候住在天津的老城区,附近有很多剧场、茶馆什么的。我父亲有时候要执勤,就把我放在剧场里,时间长了就对相声产生了兴趣。第一次说相声是九岁左右,就是说着玩。那时候还喜欢挂着胡子扮包公,被小朋友叫作“老头秧子”。
  
  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。唯一的爱好就是相声,从小跟同龄人玩不到一块,不会抽烟、不会喝酒、不会打扑克,台上说相声,台下琢磨相声。我对相声的感情是从小培养起来的,为了这行抛家舍业,受了这么多年的罪,相声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命。可能有人拿相声当个手艺,养家糊口,跟剃头、修脚、卖包子一样;有人当是玩具,玩会儿就搁下,可玩可不玩。但对我来说,这就是我的命。
  
  第一次进北京是在1988年,当时我是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,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,就跟着混。当时脑子里也常想,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?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。那一年,我十六岁,待了两三年,因为种种原因就回去了。有一年的春节,我碰到了当年全总文工团的老团长。跟老团长吃饭的时候,他一脸愧疚,再三敬酒。我跟老团长说,您不用这样,我当年确实一文不值。这不是谦虚,回想当初,我只是比不会说相声的好那么一点点,离开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北京。
  
  1994年,第二次进北京,漫无目的,到处瞎撞,也没有什么头绪,待了十几天就回去了。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,之后从戏院出来,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走,一直走到了前门大栅栏。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,不适合步行,脚后跟都磨破了,一步都走不了,干脆把鞋跟都踩塌了接着走。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,在那儿住下来,一晚上十八块钱。那旅馆的屋很破,屋里面还有树,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。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,有很刺鼻的一股脚臭味儿。我在那儿住了一夜,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。第二次进北京,也以失败告终。
  
  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,一直熬到今天。当时进北京的时候很急功近利,要当大腕儿,想一场挣好多钱,发财。只不过来了之后,现实把我敲醒了。
  
  数载浮游客燕京,遥望桑梓衣未荣。
  
  苦海难寻慈悲岸,穷穴埋没大英雄。
  
  2。
  
  刚到北京的时候,住在青塔,很偏僻,在河边的一间小平房。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,那时候写东西就是拿一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。那时候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张桌子。后来住过北京的很多地方,海淀、通州、大兴……哪里便宜就去哪里,经常没钱交房租。有一段时间住在通县北杨洼的一个小区,交不起房租,房东在外边咣咣砸门,连踢门带骂街,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声。
  
  那时候,我自制了一种能顶饿的食谱:到市场买一捆大葱,再买点儿挂面,然后用锅烧点儿水煮面,等面条都煮烂了,成了一锅糊糊了,再往里面放点儿大酱,这就做完了。以后每天把这锅糊糊热一热,拿葱就着吃。我挺乐:不仅吃到了维生素——大葱,也补充了碳水化合物——面条。
  
  那时候,在蒲黄榆有个小评剧团,剧场能坐四五十人,舞台也就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,我去了,答应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。唱了俩月,一分钱没给。当时,我住在大兴黄村,骑个破自行车,后来没法骑了,就坐公共汽车。终于有一天,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,只能走着回家。路过西红门,当时没有高速路,都是大桥,桥底下漆黑一片,只好走桥上面。桥上面走大车,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,不到一尺宽。我扶着栏杆,借着车的光亮往前走,身边是一辆接着一辆的大车呼啸而过。站在桥上,抬头一看,几点寒星,残月高悬。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,我鼻子一酸,眼泪就下来了,哗哗的,一边哭一边给自己打气: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……”
  
  当时我就想,郭德纲,你记住了,今天的一切是你永远的资本,你必须成功。东风常向北,北风也有转南时,瓦片尚有翻身日,何况我郭德纲呢。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,多少次身临险境,多少次一点儿辙都没有,我都咬牙挺过来了。所以到今天,除了我自己,谁也害不了我。
  
  3。
  
  20世纪90年代初,我在某电视台录制一个节目,摄影师跟我说:“我跟你说点事儿。”我说:“什么事儿?”他说:“相声要死了你承认不?”我说:“我不承认啊!”他说:“你证明给我看。”我说:“我证明不了给你看。但凡有能力,还来做综艺节目啊?”那时候我也很纳闷,怎么办呢?难道这门艺术真的就没有人愿意听了吗?
  
  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路过南城的一个茶馆,看见一帮孩子在茶馆里说相声,说着玩儿。我坐在那要了一壶茶,太感慨了。我是奔着这个来的,从小学的也是相声,现如今我因为相声困在北京了。看见他们说相声,心里不是滋味。总去听很快就熟悉了,聊天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干吗的,我说我也是说相声的,他们就让我也说一段。说了一段,打那儿起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其实那茶馆也不挣钱,在墙上贴了一张纸,听相声、听评书两块钱一位。那段时间,对我后来把相声带回剧场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。
  
  刚回到剧场的时候,观众不熟悉,我就立了一个规矩,只来一位观众也得说。有一天,能容两三百人的剧场真的只来了一位观众,开场的老先生叫邢文昭,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,说一个单口相声,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。说到半截,台下的观众手机响了,老先生停下来看着他不说话,他也不好意思,接起来说两句就挂了,继续听老先生说相声。到我上场的时候,我指着他说,你要好好听相声,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,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,我后台人比你多。他哈哈大笑。今天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,但那时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。
  
  在广德楼演出,寒冬腊月,大雪纷飞,大栅栏里连条狗都没有。下午场散了,卖了十几张票,把票钱拿过来,我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钱放到一块儿,给大伙买盒饭。吃完盒饭,一起拿着竹板站在门口,呱唧,呱唧,呱唧,听相声了。顶着风,顶着雪,站在那儿喊,拉观众。真的有一两个人进来了,赶紧有人往后台跑,穿大褂上台说相声。我愿意干这个,所以,我不觉得苦。我也想找别人跟我一块儿干。但是谁会跟我一块儿干呢,这是一个不赚钱的事情。这个过程当中,有人来了两天就走了,有人因为不赚钱半途退出了,但是也有人坚持了下来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走了穿红的来了挂绿的。
  
  从1995年开始我就在茶馆里说相声,可称任重道远。我们的宗旨就是:相声必须先继承传统,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作。其实传统相声没有一天不在创新,可我们的很多演员无知,觉得传统相声很陈旧,不值得一用。事实是,从清末到现在,老先生们已经把中国语言中能够构成包袱、构成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了,现在无论多新的相声,包袱也都是旧相声里有的,只不过他们不承认。所以我们先继承,再发展,两条腿走路。相声回剧场还是很舒服的,很火,好多节目都伸得开腰。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,当初我不知道今天会这么火爆,当初也没有想过坚持下来会怎么怎么样,就是一条道走到黑,小车不倒只管推。那时候我就没指着说相声挣钱,就是想尽一个相声演员的良心和责任。我能多拉拢一位观众是一位,能多抢救一个活儿就是一个。当时就抱着这目的。
  
  从2006年春节开始,不断有专家出来表态,郭德纲即将过气。有人说我2月份就会下去了,后来又改口说4月份,接着又说是劳动节,没几天又表态说儿童节就差不多了。北大的一位教授咬牙切齿地说:“郭德纲就是一个泡沫,没几天就完了。”听说他算出来的日子是当年的8月份。
  
  十多年的风风雨雨,回头看我得感谢那段岁月。想当初是真没辙啊,孤身一人流落京城,上无片瓦遮身,下无立锥之地,身无分文,举目无亲,人情冷暖,世态炎凉。我穷过,苦过,受过罪,挨过饿。
  
  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,钩不着亲人骨肉;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,打不散无义宾朋。英雄至此,未必英雄。大英雄手中枪翻江倒海,抵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。有钱男子汉,无钱汉子难,又何况一帮说相声的呢?一步一步地苦熬苦掖,终于我们也看见了花团锦簇,我们也知道了灯彩佳话。
  
  那一夜,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。
  
  4。
  
  其实,我是个很随和的人。但是沾相声,我不许别人瞎动。绝对不行!你说吃饭,穿衣服,怎么都行,都无所谓,我可以没有我自己的意见,包括写电视剧。做编剧那几年,怎么写都行,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,你掏钱呗,你说什么就是什么,我明知道不好,但是我会听从你。你活该,你喜欢这个。可是,唯独到相声这儿——不可以。因为这是我心爱的东西。我在别处都让着你们,但是在这儿,我不让。寸土都不让。不对就是不对。为什么呢?这可能是我的脾气、秉性,也可能是我太爱相声了。所以,我不允许别人侮辱相声。
  
  德云社的十几年,就像坐过山车一样。高能高到顶峰,低能低到谷底,但好就好在,它一直在运动着,没有停下来。2005年,很多人开始知道郭德纲,也有很多人开始骂郭德纲,官司、诽谤、污蔑,谣言满天飞,打开报纸都是骂郭德纲的。那时候我才知道,一个人在铺天盖地的诽谤面前是多么软弱,无法还嘴。后来,我慢慢想通了。
  
  世上没有一个人和一种艺术形式被所有人都认可。你演完了大伙都夸你,那就离死不远了。有夸有骂才正常,夸和骂那是人家的事,你知道你该干什么就得了。人家一捧你,你就天下第一了?就疯了?不是。人家一骂你祖宗十八代,你就真往心里去,那还不得别扭死。骂不骂那是他的事情,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?
  
  每次点开贴吧,我兴奋异常,哇!终于又看到骂我的美文了,我觉得,我人生的一大公益事业就是解决了一大批流氓的再就业问题。因为我,让许多人爱上了电脑;因为我,让许多人提高了文学修养;因为我,让许多人大量买心脏类药物;因为我,让许多人大量购买镜子,好对着骂街。幸福啊!人生得一知己尚不容易,何况你与这许多高人共论智商,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!
  
  这些年,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,有这么三件事儿我印象特别深。第一件事儿是从2005年开始,相声同行们每天都听郭德纲的节目,从中找出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话题,抄送有关部门,一趟一趟的。第二件事儿是2006年,北京相声界部分同行,发起了一个静坐的安排,后来他们出了点儿矛盾,此事未成功。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众所周知的“反三俗”,“反三俗”没有错,低俗、庸俗、媚俗,该反。关键是不该由一帮很三俗的人来“反三俗”。“反三俗”大会上我很感慨,看着好多同行激昂慷慨的样子,我特别想劝他们一句话,不要以勤工俭学的身份给我讲黑社会的优发国际。人与人之间要想诋毁对方最好的办法是从道德方面进攻。
  
  我说过很多书,唱过很多戏,唱过很多大鼓,写过很多电视剧……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各种优发国际我说了很多。帝王将相、风流才子也好,家私万贯也好,清官也罢赃官也罢,千百年来这些优发国际到头来几乎都是不停地反复,宋朝的优发国际跟明朝的优发国际是一样的。我不敢说把世事看多透,毕竟岁数还小,但经历的事很多。人是不会变化的,无非就是朝代不一样,年代不一样。都看开了,也就这点儿事。别跟自个儿较真儿。
  
  我养了一只蝈蝈,蝈蝈装在葫芦里,叫得很开心。有人指责我,这么狭小的空间,把它放到广阔天地多好。但是放出去它又会被冻死,到底冻死还是关在葫芦里?人活一世很难,我不做这些事有人骂我,做这些事也有人骂我。这些都是别人的事和我无关。我一张嘴劝解不了所有的人,小人也要活着,所以我释然了。而且现在岁数也大了,也不像二十来岁三十出头的时候火气那么旺,老去解释,大可不必。人生在世就是让人笑笑,偶尔也笑话笑话别人。
  
  5。
  
  有时,迷茫中觉得自己曾经是个生活在民国的人。着长衫戴礼帽,丢一大洋走下黄包车。在伙计招呼声中步入酒馆,一壶莲花白配四凉四热,对虾切片炒韭菜宽汁儿拌面。饭罢,走在十字街头斜观霓虹璀璨,一把洋钱扔出,众多乞儿拥上,他们笑我也笑。拐过弯儿进戏楼后台……
  
  你看郭德纲在台上又说又唱又闹,但是台下我是一个特别无趣的人,我是一个内向的人。我家的二楼是书房,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在书房待着,写字、看书、听戏。
  
  有人说我变了,其实我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,只不过原来在井里一身泥,有人在井边看我,觉得挺好玩。后来我上来了,洗干净换身衣服开车走了,井边这人说我膨胀了。其实不是我膨胀,是他失落了。
  
  人生苦短,活一百岁的没有多少人,开心就笑,不开心待会儿再笑。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,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。今年我四十岁,我很希望一路走下去,到八九十岁我跟于老师还能站在舞台上说相声,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。那时候我们都老了,我这头发估计也都掉没了,于谦老师也是一脑袋白头发,白头发烫成卷儿,跟喜羊羊似的。大幕拉开,两个老人相扶着走到台上来,那心情得多好啊。
  
  有人夸我说得好,我不承认,最多算是“朱砂没有,红土为贵”。我拿相声当命,所以至今心态很平和。艺术圈名利心挺重,但真成角儿极难!三分能耐,六分运气,一分贵人扶持。正所谓时也、运也、命也!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相声演员。我没有那么伟大崇高,没想过用一己之力拯救整个颓废的相声行业。我不是艺术家,我振兴不了相声,那是全世界说相声者共同的事业,我充其量就是震动,还是手机搁桌子上那种。
  
  当然,我也没有那么低级下流,无非是凭良心做事、吃饭。我不欺负别人,只想努力谋求一个生存空间,说好相声。我憎恨空话大话,比如前些天听到一些人探讨谁是相声大师,觉得很厌烦。我劝他们要是闲得慌赶紧找工作去,要是家里不开心就赶紧离婚去。多干正经事,别有空净瞎折腾。
  
  功名富贵,人间惊见白首;诗酒琴书,世外喜逢青眼。巿争利朝争名,伶逐势恶逐威。且看沧海日、赤城霞、峨嵋雪、巫峡云、洞庭月、潇湘雨、彭蠡烟、广陵涛,奇观宇宙但赏何妨?我争者人必争,极力争未必得。我让者人必让,极力让未必失。真放肆不在饮酒放荡,假矜持偏要慷慨激昂。万事留一线,江湖好相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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